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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国际地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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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8 03:30:15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樱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的天赋才智。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作。后来,我认识到,在这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个特殊的例,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机械钟的发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为例子。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一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认为是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大成就享誉国际学术界,1968年在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1974-1977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
  李约瑟博士的治学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国际大协作。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搜集有关资料,做卡片索引,建立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资料。
  李约瑟在37岁以前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自己说:“我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并无家庭方面的联系,也无传教活动的联系。”当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在冈维尔—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
  1936年,三位年轻的中国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李约瑟与他们朝夕相处,开始从身边的中国同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科学文化背景、中国语言文字传统。这些成绩优异、聪明机智的中国学生使他发现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些与西方相似,中国人不象某些西方人所说的属于“不开发人”之列。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从37岁起决定学习中文,以便阅读中国原著。他每周抽出时间,单独跟著名汉学家夏伦教授(Gustave Haloun)学习汉语。他读的第一部中国原著是《管子》。扎实的古汉语知识,为李约瑟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约瑟着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现代计算机尚未开始利用,因此,他特别重视编排卡片索引。他根据学科范围,编辑资料文件夹、照片资料夹、附属文件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存储和检索系统。由于这是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多卷本著作,因此每卷必须列出庞大的各种参考书目,他还特意编排了参考书目卡片索引,以备长期查证。此外,还编有其它专门卡片索引,如中国技术术语卡片索引,还有一个包括古代数千名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的人名索引。这些资料,后来构成了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馆藏。
  李约瑟博士重视对中国古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和考证。他除了参考各个学科历代相传的重要图书外,还从有关词典学文献中发现许多重要资料,从历朝历代的正史中搜集天文、历法和声学方面的资料,并参考数以千记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有成就的人物传记资料。他非常重视对古文献资料的考证。李约瑟说:“我们总有这样一个经验,每当开始写新的一章时,我们就面临术语混乱的局面。过去存在这么多的曲解和误译,这么多以假乱真的传说,这么多写错的日期和误解。再则,还有表示某一专门学科或技术术语方面的困难,即所谓必要的行话。在现代科学的西方语言中有,在古代及中世纪科学的汉语中也有。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术语是相当难办的,例如在中国医学方面,翻译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
  李约瑟博士善于利用第二手资料,即从已经出版的各个专门学科史的著作中寻找利用文献资料的捷径,如参考已经出版的数学史、天文学史、昆虫学史和医学史著作。
  李约瑟博士还强调参考非中文文献,主张在做出结论前,还应该考虑非中文文献。这些文献不仅包括日文、朝鲜文、越南文及东亚其他文字的文献,而且包括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后起语言的文献。为了掌握全部上述文字,常常需要参考译本。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不仅仅限于文字证据。他认为,无论是刻在墓石上和庙宇里的各种图象和图片,还是绘在墙壁上的壁画,或插在书中的木版画插图或其他复制品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考古学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图象。他曾经与王铃根据图象实物提出一个论点:船尾舵一定是三国时期(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一项发明。后来,他与鲁桂珍在广州发现了一只从汉墓出土的装有船尾舵的明器船,从而纠正了原先的论点。另一个例子是:敦煌石窟中有一幅画,现在保藏在法国巴黎基迈博物馆(Musee Guimet A Paris)。画中,佛在打坐,群魔正在打扰他,有的全副武装。其中一个魔鬼头上饰有3条蛇,手中握着一个火焰发射筒,火焰向前直喷。这是喷火枪的最早图片。他据此得出结论,喷火枪不比投射炸药包的火炮早,但肯定早于火箭。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二个方法是:注重实地考察,实际感受传统工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以理解中国古籍中描述的科学技术,而且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获得启发。
  李约瑟博士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于重庆,1943年
  他说:“为了研究生活传统问题,很有必要在中国长大,或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否则,就难以真正懂得书中的许多东西。一个人必须受过专门训练才能自己去搞真空蒸馏,或是去完成滴定。一个人必须乘坐中国船去航行,才能真正了解头篷帆。同样必须熟悉中国小小的豆腐厂和酱油厂,才能知道如何制作豆腐和酱油。”
  1942年,李约瑟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前往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李约瑟最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为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提供援助,包括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科学信息和沟通中国与外国(尤其英美)之间的科学交流。在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实地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这些学者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他们同他讨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每门学科史中的关键问题。李约瑟逐渐积累了足够数量的中国典籍。
  李约瑟考察了中国的科学现状,并对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有所了解。他认为,中国人一点也不亚于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在许多领域甚至远在欧洲人之上。有些成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中国古代科学是世界科学的一部分。他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中阐述的各种基本思想差不多在这时已经形成。四年援华任务结束后,他想到今后唯一要做的紧迫工作是,撰写一部西方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著作。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三个方法是:注重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了一些火药,以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
  李约瑟通过对整个火药史的研究,得出结论:火药中硝的成分是逐渐增加的,很可能最初硝、硫、炭的比例相等,或硝的比例还少一些,越到后来,火药的威力越强,燃烧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硝的成分逐渐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这是理论上的最佳数量。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与他的合作者说服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专门配制了一些火药,含硝量由百分之二十到九十不等。有一天,他们去研制局所在地肯特郡的海思戴德堡(Fort Healthstead of Kent),把这些火药逐个点燃来进行观察。
  李约瑟设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火药不同成分整理出来,用图表进行比较观察。从《武经总要》、《火龙经》及十四、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古籍记载中发现,硝、硫、炭的成分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表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试验,后来的配方也围绕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从早期阿拉伯及欧洲记载中,发现这种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心附近,似乎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一开始就知道该怎样配制最佳的火药了。火药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的知识也同时传入了欧洲。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四个方法是:站在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的高度,把中国科学文明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地位,从而纠正了西方过去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各种错误看法、误解和严重低估。他所做的中西对比重要发现如下:
  [1] 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是法国数学家霍纳(W.G. Horner,1786-1837)于1819年建立的,但是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实际上与霍纳法一致,却早于霍纳572年。
  [2] 当西方人争论谁在1615年左右最先发现太阳黑子时,中国早在公元前18年以来便系统记录了太阳黑子,比欧洲早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间,中国有90项超新星记录,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电天文学家感兴趣的蟹状星云的残迹,而西方过去对此闻所未闻。中国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间有581项彗星记载,公元前467年记到哈雷慧星。
  [3] 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的发明。中国在723年僧一行已制出这种装置,1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构造中便有机械钟。这种中国时钟由英国人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复原后,每小时误差仅在20秒以内。
  [4] 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及磁感应性了。在英国人尼坎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于1190年在欧洲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之前,沈括(1031-1217)已于1080年对磁针作了描述并指出磁偏角。欧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十五世纪。指南针知识是在十二世纪通过西辽经陆路传到西方的。
  [5] 西方人在十三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记载以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1044年的《武经总要》更给出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
  [6] 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一小块铸铁,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1500年。他还根据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冶炼炉与后来西方的冶炼炉作了对比,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7] 在植物学方面,明代朱橚于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举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种,对其生态特征、地理分布和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并附有精美的植物插图。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布雷安特(Charles Bryant)才开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价值,比中国晚400年。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图出现于1475年德国人康拉德(Conrad)的《自然志》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69年。
  [8] 中世纪中国从人尿中提制性激素,是一项最大的生物化学成就。西方认为尿为污秽之物,直到1927年阿什海姆(S. Aschheim)和宗德克(B. Zondek)才从尿中获得性激素。在中国,叶梦得(1077-1148)在《云水录》中已描述了从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9] 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一个学科——免疫学,产生于人类为预防天花而进行的种痘实践中。葛洪于300年最早记载了这种疾病,在1000年已经发明天花预防接种,1500年中医已公开著书介绍这种疗法。这时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许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国种痘法西传后,1700年经土耳其传到英国(1722年,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兰堡朝廷大使夫人沃尔斯莱·蒙塔古夫人-Madam Mary Wolseley Montagu-让自己的孩子们全种上痘,并把种痘术带回英国,在欧洲广为宣传)。十九世纪初,爱德华·真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现了牛痘苗可安全预防天花。
  [10] 中国至迟在公元前200年的汉初,就有了有效的胸带挽具,公元六世纪有了更进步的颈圈挽具。这两种有效的挽具直到公元1000年欧洲才开始出现。西方过去用颈肚带挽具,拉力来自颈部,极易使牲畜窒息。
  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五个方法是: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论证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源。
  李约瑟博士是一位有科学哲学头脑的科学史家。早在三十年代,他不仅是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的一流生物化学家,而且对哲学、宗教和伦理学感兴趣,并开始涉足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 Riddick Partington,1886-1965)教授对李约瑟博士产生了影响。帕廷顿教授的名著有《应用化学的产生和发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希腊火和火药史》(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er)和四卷本《化学史》(A History of Chemistry)。他通过帕廷顿认识了伦敦著名科学史家桑格尔教授(Charles Singer, 1876-1960),经常与其讨论科学史问题。他还读过福斯特(Michael Foster)的《生理学史》(History of Physiology)和丹皮尔-怀特海姆爵士(Sir William Danpier-Whitham)的《科学史》。他还喜欢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早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前,他就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1931年在伦敦举行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学者提出关于科学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李约瑟第一次听到有关科学与生产实践、社会经济背景及其他意识形态关系的论点。他开始发表一些科学史方面的文章,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于1932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历史的奠基之作。
  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
  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
  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在内史与外史结合研究时,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
  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西方所经历过的封建主义和中国、印度的封建主义,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过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西方现代科学的崛起是和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是改革运动,第二件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取得国家领导权,近代科学也就同时崛起。资产阶级在十六、七世纪确实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他们确实在发动科学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
  他说:“我们不接受任何先人之见,然而我们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已经普遍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即使他们发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也不是我们妄自菲薄就能否定的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展开全部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中国科技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30—40年代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37年,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的四年,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樱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的天赋才智。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作。后来,我认识到,在这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个特殊的例,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机械钟的发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为例子。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一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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